看着周维明脸上的惆怅，李世信摆了摆手。
“行了，不说这个，有个坟头就好。”
周维明点了点头，看了看面前的李世信，皱了皱眉头，道:“先生，那时候你是牛棚里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我也没问，你是怎么进去的？后来，你又去哪儿了？”
将记忆中的那些经历整理了一下，李世信摇了摇头，苦笑道；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六八年我刚刚进了文工团，就随团去边境参加抗美援越汇演任务。那时候在部队上认识了几个朋友，六九年年末回到京城，文工团就出了事情。我当时因为拒绝指认当时的团长，也就遭到了牵连。
后来在部队的朋友听说了我的事情，冒着风险托关系把我调到了驻地附近的农场。虽说还是劳改，但是有朋友照应，倒也过的不那么难。
就这么混到了七三，形势就不那么糟糕了。在我妻子死后，我就进了部队的文工队。没多久……南边边境局势紧张，自卫反击战打响，我随着部队又去了边境。
仗打完了就裁军，家里的孩子也需要照顾，我回了老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来了。”
虽然李世信说的波澜不惊，但是周维明听过之后还是不免唏嘘。
再次将李世信如今的模样打量了一番，周维明乐了：“二先生，我倒是觉得，您现在比当初在牛棚的时候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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