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滨田央伶，庆应大学三年级学生。”她开口，声音清晰，没有颤抖，“去年三月，我在曼谷被一个伪装成模特经纪公司的犯罪团伙绑架，关押了八天。那八天里，我被注射药物，被恐吓，被告诉‘没人会来找你，你已经被遗忘了’。”
会议室里连快门声都停了。
“救我出来的，不是日本警方，不是泰国警方，是一个在曼谷开居酒屋的日本老板娘。她注意到我失踪，联系了她认识的泰国警察朋友，那个朋友又联系了国际刑警组织曼谷办事处。整个过程，绕过了所有正式渠道，靠的是私人关系和运气。”滨田美咲深吸一口气，“我活下来了。但有多少人没有这样的运气？”
她看向安藤的方向。
“安藤委员，您刚才在讨论‘主权’、‘忠诚’、‘国家安全’。这些词都很重要。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词只有一个：‘活着’。当我躺在那个仓库的水泥地上时，我不在乎救我的人是日本人还是泰国人，不在乎他们有没有‘执法权’，我只希望有人来敲门，希望有人在乎我在哪里。”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她停下来，握紧了轮椅扶手。
“我父亲现在躺在医院里，因为他相信，也许太天真地相信，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系统，让下一个受害者不用等八天，让下一个家庭不用经历我们经历的地狱。”她抬起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这个提案不完美，我知道。但它是尝试。如果连尝试都因为‘国籍’、‘程序’、‘风险’这种理由被否定，那我父亲倒下的意义是什么？我活下来的意义又是什么？”
她说完了。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然后，不知从哪里响起第一声掌声，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连成一片。
小野寺委员长敲了敲木槌，但掌声持续了将近一分钟才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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