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点了点照片最中间那个，“你看这个，这个叫‘贵妃’。福建人，偷渡过来的。在老家是唱高甲戏的，正经坐科出身。来了这边，老板让他唱黄色小调，他不肯。老板就饿着他，饿了三天，给了一碗猪脚饭。他吃完饭，抹抹嘴，上台就唱了首《十八摸》。唱得那个好啊，身段那个软啊，把台下几个温州老板看得眼珠子都直了。下了台，他蹲在后门口吐，吐完了跟我要烟抽。他说：‘少爷，我这辈子算是把祖师爷的脸都丢尽了。’我说你活着就行，祖师爷又不给你饭吃。后来他跟了个烂赌鬼，把攒的钱全输光了，最后是在湄南河里捞上来的，泡得像个发面馒头。”
翻过一页，是一张黑白的抓拍。
一个瘦得像猴一样的男孩子，穿着那种老式的两道杠背心，蹲在路边吃一碗汤粉。他脚边放着一个书包，还有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红色高跟鞋。
“这是小林。那年才十六，还在读华校。白天是好学生，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晚上放了学，跑到场子里，把眼镜一摘，高跟鞋一穿，就成了‘林妹妹’。他跟我说，他想攒钱去新加坡读会计，说只要拿到那个什么证，就能去大公司坐写字楼，不用再被人摸屁股了。这孩子省啊，一碗粉都要分两顿吃。那双高跟鞋是他妈留下的遗物，跟都断了，他舍不得买新的，用胶布缠了一圈又一圈。后来呢？呵，后来有个船员看上他了，说带他去新加坡。他高兴坏了，背着书包就跟着走了。结果被人卖到了渔船上，供那帮渔民玩了一年。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废了。书包没了，高跟鞋也没了。他开始打针，打那种最便宜的激素，把自己催得像个气球。他说：‘少爷，我不学会计了，那账太难算了，还是算算怎么死比较快吧。’死的时候才十九岁，打针打死的，血管硬得针头都扎不进去。”
少爷一边说，一边翻。每一页都是一个人，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照片越来越多，像是一条流淌着脂粉与泪水的河流。
有一个在后台给孩子喂奶的男人——那是个被遗弃的混血婴儿，他捡回来养，用还没卸掉的长指甲小心翼翼地托着奶瓶，那画面诡异又圣洁，像一尊涂脂抹粉的男观音；有一个在街头卖炒粿条的小贩，妆容精致得像个妖精，手里却熟练地颠着沉重的大铁锅，胳膊上全是热油烫出的疤痕，他用这些疤痕换来了供养家里三个弟弟读书的学费；还有两个躲在后台幕布后面接吻的年轻男孩，一个穿着女装，一个穿着男装，眼神里透着一种末日般的决绝，仿佛这一吻之后就是洪水滔天。
“这个，卖炒粿条的阿财。为了供三个弟弟读书，把自己阉了进宫进人妖场子。弟弟们出息了，嫌他脏，不认他。他就在街头炒粉，一边炒一边哭，眼泪掉进锅里，那粉特别咸。”
“这个，‘大姐头’。其实是个男的，但在后台比谁都像妈。捡了个不知道谁扔的野种，天天抱在怀里喂奶粉。那孩子长大了，偷了他的钱跑了，他气得脑溢血，瘫在床上，还得靠阿乐那帮老伙计轮流去给他翻身。”
少爷的手指略过了刚才那几页，翻到了一张黑乎乎的照片。那是在停电的后台拍的，几根蜡烛的光照着一张涂满了白粉的脸，那张脸正在笑，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手里还抓着一只死老鼠。
“这是‘疯猫’。本来是个好好的大学生，学建筑的。九七年那会儿，金融风暴，家里破产了，老爹跳了楼。他跑来南洋躲债，结果被人骗进了地下斗兽场。不是那种斗鸡斗狗，是让人跟人打，穿着比基尼打。他打赢了，老板赏他一口饭；打输了，就得去陪那些赢了钱的赌客。他后来疯了，觉得自己是只猫。不上台的时候，他就蹲在房梁上，谁叫都不下来。抓老鼠吃，生吃。他说老鼠肉是甜的，比人肉干净。前年死在下水道里，被人发现的时候，尸体都被真老鼠啃得差不多了。”
少爷的手指停在了一张照片上。那是一张侧影，一个年轻人靠在后台的柱子上，手里拿着一本破破烂烂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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