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学的眼神里全然没有了那天两人初次相见时的霸气，此刻更像是一个无助的老人，无力地说道：
“那天你走了，那几位县里的领导去找厂里的其他人了解事情，乘着没有人，桃子劝我说你的说法是对的，咱们只是个工厂，没有权关押人，也没有权上路上设卡。
她劝我承认错误，不能意气用事一走了之。当天晚上他还替我把检讨书写好了，她常叔看了后说，如果各厂之间独立核算，我们会受酒厂所在地政府的制约，没有经营自主权。我一直没让她往外拿。
今天上午王县长打来电话，口气很强硬，说是给我的最后通牒，还说是你说的，给我四个小时的时间，要么交检讨，要么交辞职书。这小丫头下午给我说了声，骑着她那辆‘幸福125’就走了。”
寿适怀站起来说：“你们两位领导说话，我不便在场，去查帐的那边看看。”
寿适怀走后，周胜利接着崔文学先前的话解释：“我不是给你下最后通牒，主要是从我离开酒厂到现在，向我施压的电话不断。从王省長、常书记，到省、地部门领导，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向他们解释了。
全国和省几家媒体记者集体到办公室，我把我的做法、想法开诚布公地与他们讲了，真到今天上午打电话的还不断。我现在真弄不清你是打算辞职，还是合作。”
崔文学说道：“我当时说的是气话，你走后再也没有说过辞职的话。不然，桃子说去你那里代我送检查，我就把她给拦下了。”
周胜利听了不禁着恼道：“打算合作了，而且你也有明确态度，为什么还往上打电话，天天让人给我施压？”
崔文学一愣神，说：“王省長、常书记和几家媒体的电话是我打的，我这人心高气傲，想合作还想让你们开口，就打了那几个电话。几家新闻媒体记者到我这里采访，他们也认为你的观点正确，担心八家酒厂上亿资产一旦流失，我就是跳进黃河也洗不清，非蹲几年大狱不可。
从他们走后，我就没有给上面的人和媒体打过电话，也没的安排人打电话，你说的事不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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