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清了清嗓子，把声音放得很轻：“那你是铁了心要当这个反革命了？”
刘博兼沉默不语。这句话没有激起他眼中多少波澜，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威胁不算高明，甚至十分幼稚。他的年纪与伍秀泉相仿，但与伍秀泉却显露出完全相反的人性——刘博兼只觉得这个人可悲。
“林寒同志。”过了片刻，他缓慢而一字一顿地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反革命：那就是因个人恩怨罗织罪名，滥杀无辜。而我刘某人，是万万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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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秀泉等了近两个周，还是没有等来任何肃反委员会的消息：没有通知、没有报告、甚至没有关于刘博兼的只言片语。他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这与等一个在边区死生无定的人的消息不同——起码那时候，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冒什么样的险——这是种无处落脚的，虚无而漫长的折磨。无论他上哪儿问，每个人都是几乎相同的答复：“不清楚”、“回去等消息”、“没有权打听这事”，他们摆摆手，便把伍秀泉打发走了，而等到第二天，他们则又语焉不详地开始打哑谜：“某个师长被秘密处决了”、“某个政委被填进了湖口里”……
每天活在这样提心吊胆的煎熬中，年轻人迅速地憔悴下来，眼眶下面若不是还挂着一层皮肉，几乎就像一具骷髅了。
李戈莉见他这样，也对他生出一种于心不忍的担忧来。然而她是万万不敢引火上身的，于是只好捡些话来宽慰他：“小伍同志，你也不要太担心。刘主任怎么说也是高级干部，他们就算要对他怎么样，也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
伍秀泉强撑着精神，扯出一个无奈的笑：“李戈莉同志，”他紧紧攥着拳头，“我看，现在已经不是等下去的时候了。”
就在昨天，他终于秘密联系上一位同在苏联时的老战友。这位身肩要职的老战友暗示他：一位才从长汀下来的，中央高层的大人物，在这件事情上或许还有一些发言权。
听了这话，伍秀泉眼睛一亮，好像终于找到了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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