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可能已经无法再站在所谓的「中立」立场上了。
……
会议结束後，MRC的命令开始一条接一条地下达，实验室的伺服器里塞满了来自管理层的红sE指令：增加电击强度、开展剖解、测试极端环境下的耐受极限。
我没有拒绝，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但实验进度开始莫名其妙地变慢了。
实验动物不够，需要重新申请；设备老化，必须送回维修；数据在传输时〝不小心〞损毁，得重做一次；1UN1I审核流程突然变得异常繁琐，每一份申请都需要层层签名。
这些事看起来都像是巧合，却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整个研究团队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他们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没有我的签字，哪怕是一根手术针，都不会被递到实验TS的面前。
高层的人开始坐不住了，一次次打电话来语气越来越y，甚至派人到实验室现场盯着，可他们盯得了几个小时，却盯不了几个星期。
而我，只要一句「数据还不完整」「样本不够」「需要更多时间观察」，就能把所有强y命令变成一张张在档案柜里积灰的纸。
有时候他们会冷着脸走进实验室，站在观察窗外盯着里面的nV孩，她安静地坐在白sE病床上，双腿蜷着低着头，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罐里的小兽。
「酒井，我们需要结果。」他们压低声音，像在和什麽凶猛的东西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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