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金粉楼那扇贴满了性病广告的玻璃门。外面的蝉鸣被截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频的、像内脏蠕动般的嗡嗡声。
这是晚上八点。对于芭提雅的良家妇女，这是看肥皂剧的时间；对于金粉楼，这是屠宰场刚开闸放血的时间。
我的呼吸像一根被拉紧的鱼线，视线贴着地面滑行。先是一双双鞋。门口乱七八糟地堆着高跟鞋、拖鞋、还有几双沾满泥点的男士皮鞋。皮鞋的主人大多来自欧洲、日本或韩国，他们习惯在进门时把那层文明的皮扒下来，整齐地码在门口，然后赤着脚走进这栋充满腥臊味的迷宫。
楼梯狭窄，扶手上包着一层已经发黑的红色人造革，摸上去黏糊糊的。
一楼，左侧第一间。门虚掩着。镜头不需要推进去，声音先流了出来。是一种机械的撞击声。床脚撞击墙壁，咚、咚、咚。频率稳定，没有任何情感起伏，像是在打桩。透过门缝，我看见半截苍白的小腿悬在床沿，那是阿萍的小腿。那条腿随着撞击声，无聊地、有节奏地上下晃动着，脚趾甚至还在空中打着拍子。一个男人的背影挡住了视线。他在那儿埋头苦干，像一条正在啃骨头的饿狗。阿萍的声音传出来：“快点，老板，下一个还在排队。”她的声音像是在催促菜市场的屠夫剁肉。那男人低吼了一声，动作加快了。男人在这里倒是听话起来。
一楼，右侧尽头。门关得死死的，但隔音不好。“打我……求你，那是坏孩子……坏孩子需要惩罚……”那是小蝶的声音。她在哭，但哭声里夹杂着一种职业性的娇媚。接着是一声清脆的皮鞭声。啪。我停下脚步。镜头定格在那扇斑驳的木门上。我想起昨晚父亲的皮带。小蝶在用她的痛换取那些寄回伊森高原给水牛治病的钱，她把痛卖给了门里那个正在扮演“严父”的陌生人。
我的脚底开始变粘。
二楼。空气开始变热。热气往上走，带着精液味、润滑油味和令人作呕的廉价古龙水味。走廊里站着几个没抢到客人的姐姐。她们穿着亮片裙，靠在墙上抽烟。看见我上来，她们懒洋洋地吐出一口烟圈，眼神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扫了一圈，然后失去了兴趣。我是这里的幽灵，是那个不需要性服务的太监。我经过203号房。门大开着。一个年轻的男孩——也许是刚做完手术不久的跨性别者——正跪在地上，给一个肥胖的西方老头修脚指甲。老头半躺在床上，一脸慈祥地摸着她的头发，嘴里念叨着：“.”那是整栋楼里最诡异的温馨。一种建立在金钱和异国幻想上的父女扮演游戏。那女孩抬起头，冲老头甜甜地笑，眼角的余光在老头外衣口袋鼓起来的地方转了一圈。
光线变暗了。三楼住的大多是像金霞那样还没攒够钱去大医院修复、或者已经放弃了修复的老一辈。这里安静得多，偶尔传来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泰国传统民谣。这里是废墟。楼外那些被榨干了汁水的甘蔗渣被随意丢弃在角落里发酵。
顶层。
娜娜趴在凉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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