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了钱干嘛？买花裙子？还是去曼谷买那种带钻的包？”
“不。”她摇摇头，眼神陡然变得凝重，像在宣读作战计划，“我要攒钱，买一张最好的车票，那种能躺着睡到清迈的车票，一路上我要吃最贵的便当。然后去买一把刀。”
她举起空着的那只手，在空气中横向一划，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我要趁那个死老头子喝醉了睡死的时候，把他杀了。”
她的语调平淡得像是在讨论下午要去哪个摊位买椰子，带着一种孩童般的、不顾后果的烂漫。
“杀了他，我就能把阿妈接出来。带她来芭提雅，带她看海。给她买那种最大的、带凉台的房子，天天给她吃燕窝。到时候，我就告诉她，我是她女儿，我是娜娜。我把那个打她的男人杀掉了，她再也不用怕了。”
我盯着她。
昏暗的灯光从她头顶垂下，在她的鼻梁一侧打下一小片阴影。她的眼神清亮，没有任何关于犯罪或道德的负罪感。在她的世界观里，逻辑是单线且垂直的：父亲是疼痛的源头，母亲是爱的终点，刀是连接这两者的捷径。
这栋楼里住满了虚与委蛇的人。阿萍在床上扮演圣女，小蝶在门口扮演女儿，客人们在寻找一种廉价的温情。唯有娜娜，在这个最热、最窄、最脏的顶层，坦荡地宣告她的杀意。
我伸出手，用力拧了一下她那张带着婴儿肥的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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