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时被遗弃在北平东交民巷德国领馆旁的小巷里，是一户姓徐的人家好心收养了我。
冬有炭火、春有新衣的长到十岁，在报馆工作的徐家爹娘因为秘密资助大中学校的进步宣传工作，被CC系言文组举发，后被中统——那时尚称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行动队暗杀，横死街头。
与徐家爹娘交好的黎彰明伯伯找到我，将我送到慈幼堂过活。我知道他是程公馆的管家，大户人家里生存，恐怕自顾尚且不暇，更勿提照顾一个十岁小儿，能为我寻到一个去处，我已是十分感激了。
十六岁时，我在慈幼堂一边教更小的孩子念书，一边在报馆兼职印刷机操作员，以补贴因为孤儿越来越多而渐渐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未曾想一朝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们又被推向完全不由自己控制的南下流亡路。
将弟弟妹妹们安顿在南京的慈善学校之后，我继续出去寻找能赖以为生的工作。对于一个中学肄业生来说，在人才济济的首都南京，这种尝试无疑是妄想。
淞沪会战前的一天，就在有名的丽安舞厅门口，顶着一头时髦卷发的方姮挽着一个深目高鼻的洋人走出来，笑盈盈地停在我面前，如葱般的长指朝我烟摊盒上的哈德门香烟一指。
我忙取出一盒递上去，却听见她掐着细细的嗓音笑着说：“哎哟，蓝眼睛，卷头发，搞不好是我们俩的儿子哦。”
她在跟那个洋人调笑。
我皱起眉头，无言地将烟塞回去，转身离开。
她在下一个街口堵住我，身边的洋人已经不见影踪。
“我看你这个手环是慈幼堂的吧。”她从坤包里取出一方绣满了花开富贵的手帕给我擦了擦额角的热汗，目光从我手腕飞快地掠过，虽然还是笑着说话，却明显多了一层紧张，“我是真心的，给我当儿子，你不亏。”
“我有亲生爹娘。”我侧身准备绕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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