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天，迪特里希返回了德国。平安夜，他裹着毯子坐在电视机前，听着蓝色多瑙河的曲子静静地流淌。从窗户里能看到社区里的圣诞彩灯闪着忽明忽暗的微光。忽然之间，电话机响了起来。
迪特里希在毯子里耽搁了两秒才肯爬起来。只有最没有眼色的讨厌鬼才会打断《蓝色多瑙河》的清净——迪特里希一接起电话，苏联人的大嗓门立即透过电话喷薄而出。
“迪特里希先生，您看新闻了吗？”谢尔盖大喊大叫，“天呐，我们竟然入侵了阿富汗！空降部队进入了喀布尔……”
他忽然感到一阵可怕的眩晕，需要用手扶住桌子——他多半随手打翻了一个水杯，话筒那边苏联人肯定是大惊失色了。
“您还好吗，迪特里希先生？”
他不好。可怕的剧痛袭击了迪特里希，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出口——据说救护车抵达时迪特里希已经昏倒在了地板上，医护人员不得不破门而入。等迪特里希再醒过来时苏联人正坐在他床边，眼圈红着。冬季的阳光静静穿过窗户，在地板上投落雪白的窗格。苏联人满眼泪水。
“都怪我，迪特里希先生！”他喃喃，“我没想到您会这么激动。您昏过去的时候手里还抓着护照，我把它也带来了……”
“滚开。”迪特里希说，“去和你的卡尔过圣诞节吧。”
“您的身体很不稳定！”
根据医生的说法，迪特里希的脑子里长了点东西：一个位置刁钻的脑动脉瘤。一次发作幸运地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迪特里希圣诞节一结束就重返工作。从外表上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脑动脉瘤的迹象，非常健康，一如既往。但是谢尔盖忧心忡忡。
“您不应该情绪激动。”苏联人说，他对传递了阿富汗新闻愧疚万分，“吸烟，医生说您不应该吸烟了。”
“吸烟会损伤血管壁”，迪特里希对此不屑一顾。他盯着那根已经点燃了的烟——他可以不吸，但绝不是因为医生的蠢话。人会变老，迪特里希对此很清楚，他已经六十岁了，早已不再是四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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