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持续了大概十秒。
然后滨田会长开口了，声音低沉沙哑：“共享调查权。意思是，中国或韩国的警察，可以在日本境内执法？”
“在特定案件、特定程序下，可以。”尚衡隶看着他，“反过来也一样。日本警察在追查涉及本国国民的案件时，也可以在合作国境内展开调查，当然，需要当地警方陪同，并遵守当地法律。”
“做梦。”坐在渡边旁边的一个男人冷哼。
男人五十多岁，微胖，名牌上写着“警察厅·刑事局·竹内”。“让外国警察在日本执法？国民不会接受，我们也不会同意。”
“竹内课长，”尚衡隶转向他，语气平静，“去年三月，大阪一起连环诈骗案，主犯逃往马来西亚。日本警方花了十一个月才把他引渡回来。其中八个月用在文件往来和司法协调上。这八个月里，你猜猜怎么着，主犯在吉隆坡买了套公寓，用骗来的钱还生了第二个孩子，与受害者的家破人亡一对比…简直是讽刺呢。”
竹内的脸涨红了。
“我不是在指责谁。”尚衡隶继续说，“我是在说现实。现实就是，现有的系统在保护罪犯，而不是国民。如果改变系统太困难，那至少我们得给系统打几个补丁。”
“尚教授的建议很大胆。”渡边插话，试图缓和气氛，“但实际操作层面……”
“实际操作层面，欧洲刑警组织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尚衡隶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推到桌子中央，“这是欧盟内部跨境执法的数据。在引入联合调查组机制后，重大跨国犯罪的破案时间平均缩短了62%，追赃率提高了三倍。当然，他们也有问题，比如官僚主义、语言障碍、各国法律冲突。但这些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想解决就一定能做下去。”
她看着渡边：“问题是，日本到底想不想解决？是想要一个真正能保护国民的系统，还是想要一个看起来在努力、但实际上谁都不得罪的姿态？”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