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衡隶觉得对方措辞有些傲慢了，但还是露出礼貌的微笑。
“请指教。”
“需要‘有人在乎’。”滨田央伶的声音依然平稳，但语速加快了，“我在曼谷那八天，每天想的不是‘谁来救我’，是‘有人在乎我在哪里吗？’。日本大使馆在乎吗？泰国警方在乎吗？还是说我只是一个需要填写的表格，一个需要处理的‘案件’？”
茶室安静下来。铁壶的水沸腾了，蒸汽顶起壶盖，发出规律的咔嗒声。
“您的方案里，”滨田央伶继续说，“受害者是一个‘数据点’，是说服政客的‘案例’。但对我来说，我父亲来说，我是女儿，他是父亲。政治应该从这个起点开始，而不是从‘主权’或‘预算’开始。”
尚衡隶沉默了片刻。
随后她从包里拿出一支笔，在随身携带的便签本上快速记下。
“您说得对。”她抬头，“我会在下一版里加一章：受害者的权利与参与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案件的及时通报、心理支持的提供、调查进展的定期更新。”
滨田央伶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突然笑了。
这个笑带着讽刺，着实把尚衡隶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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