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的天空干净得像是一块刚出厂的玻璃。博克利广场上的喷泉，水声单调而重复，仿佛这整座城市都被上紧了发条，每一下跳动都经过了最严密的核算。
苏菲菲走在班霍夫大街上。每个人都走得太快、太准，连呼吸的频率都像是被精密仪器测量过。在经历了里斯本那种霉掉的感伤后，苏黎世这种手术室般的秩序感，倒也让人清醒。
她在帕拉德广场的一间钟表私人会所里，遇见了埃利亚斯。他是个钟表修复师，不仅修补那些名贵的金属齿轮，还热衷于修补“混乱的人性”。初见他时，他正对着一块十九世纪的百达翡丽，右眼扣着一截黑色的放大镜，整个人像雕塑一样坐在那里。
“你迟到了五十七秒。”埃利亚斯没抬头，放大镜后的眼球一动不动。
苏菲菲站在厚重的羊绒地毯上，觉得自己乱了节奏：“苏黎世的电车也会有误差。”
埃利亚斯终于摘下了放大镜。他的脸庞生得极其周正，每一道棱角都像是用游标卡尺卡出来的，灰色的眼眸里没有一丝杂质。
“电车没有误差，是你纵容‘损耗’。”他站起身，“苏小姐，像你这种在云端漂流的人，最容易在无谓的‘情绪波动’中，磨损掉生命的齿轮。”
苏黎世的冬日午后，阳光是淡金色的，却不带一点暖意。
埃利亚斯带苏菲菲参观他的实验室。那里没有花，没有画，只有整面墙的原子钟和各种不知名的仪表。他向她展示了一套名为“生命折旧率”的计算模型。
“空姐的生活，本质上是由于时差和高度带来的‘机械性劳损’。”埃利亚斯站在那个闪烁着冷光的屏幕前，修长的手指敲击着键盘，“你在飞机上发呆的一小时，等于浪费了百分之零点零三的有效生命值。”
苏菲菲觉得这种说法新鲜而荒诞。“你的悲欢离合，在时间管理的范畴里，统称为‘无效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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