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起身看着空掉的半张床铺和桌上干涸的烛蜡,椅背上,那条灰色的围巾还安静地搭在那里,而围巾的主人已经向着路的尽头走远了。
5.
偶尔,首长会谈起长征。面对这段相当浓墨重彩的历史,他却显得很平静:“都过去了,现在的日子好起来了。”他总这样说。
“那个时候,后头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我们是白天打仗,夜里行军;加上粮草也供应不上,所以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不过,竟然也就这么熬过来了。我们那时候全军上下,很多人都生了重病。队伍从头到尾,到处都是得了疟疾痢疾、身体生疮溃烂的小战士,更不要说那些来了月经的女同志……
“到陕北之前,我一直在发烧,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等到夜行军的时候,天上有朦胧的月光照着,我们在下面走着,周围的景象不停地变化,我就经常会出现幻觉。”
“幻觉?”
“嗯,幻觉,”他摇摇头,像是觉察到失言一般无奈地笑了笑,“都是些过去的人和事,没什么必要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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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渡过湘水之后,伍秀泉就一直在生病。
中央纵队前行的速度很缓慢,为了躲避白军的追击,他们只能走最险窄的小路。西南之地多山,几乎没有什么平路,而一旦下雨,湿滑的崖壁上便站不住人,有时一昼夜只能行军十几二十里。他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军行李,只靠每天一小蒲袋的粮食根本吃不饱——这即便是铁打的身体也会出问题,何况他几乎没有一分钟不在担忧着留在赣南的刘博兼,精神这样紧绷着,累倒也是迟早的事。
一开始,只是因为疲惫和营养不良导致的小风寒。后来,后方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边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后,他的病就又加重了,变成了反反复复的高烧。随队的军医——也就是傅涟漳医生——由于缺少抗生素,也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叫他撑着。直到他们进了黔北,攻下了播州城,用了点米粥和药给他吊着,才稍微养好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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