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这时，她就会陷入长久的沉默。手里的毛衣针停下来，眼神穿过北方干燥带有煤灰味的空气，落在一片我看不到的虚空里。
后来我长大了，从她的眼泪、无端的哀愁，以及邻居大婶们磕着瓜子时的闲话中，拼凑出了那个她不愿提及的真相。她是为了爱情，从水草丰美的南方远嫁到干燥粗粝的北方的。为了这份爱，她赌气和父母断绝了关系，像一株被强行移栽的兰花，硬生生地扎根在了黄土里。
她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那个家属院里，别的女人聚在一起骂街、打麻将，她却会在做完饭后，坐在阳台上读几页发黄的。她上过初中，甚至会讲一两句蹩脚的英文。
但她的爱情没有辜负她。
至少在九十年代的那些黑白底片里没有。
父亲那时还是个钢铁厂的技术员，穿着浆洗得发白的工装，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冬天下大雪，他会把母亲裹进他那件巨大的军大衣里，两个人像一只笨拙的企鹅，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走。母亲说，那时候父亲会省下一个月的烟钱，给她买一盒雪花膏；会因为她随口说了一句“想家”，就跑遍半个城去买并不正宗的南方米糕。
直到三年前。
父亲为了一个所谓的“机会”，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下海”狂潮，大刀阔斧地变卖了家产，把全家横扫到了这个南方小城。
水土不服的不只是人，还有命。
投资失败就像一场泥石流，瞬间冲垮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小家。父亲从那个意气风发的技术员，变成了酒桌上点头哈腰的丧家犬，最后变成了家里暴戾的暴君。他把在外面的无能狂怒全部倾泻在家里。他开始酗酒开始疑神疑鬼，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她是“扫把星”，骂她那种看书的清高是“装样子给野男人看”。
那个曾经会在雪地里裹着她的男人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会在深夜醉醺醺地回来，拽着母亲的头发把她拖进卧室的野兽。他会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放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港台情歌，然后在那甜腻的“甜蜜蜜”里，我听见拳头闷在肉上的声音，听见母亲为了不让我听见而死死咬住被角的呜咽。
我常常在半夜听到浴室里传来的水声，夹杂着母亲压抑的、破碎的哭声。她在那里面一遍遍地搓洗身体，像是要洗掉一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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