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末的一个傍晚，我拎着边角都已磨得发白的小藤皮箱子，匆匆走在毕拉山道折向渣甸山顶的泥径上。
山林里的空气又浓又闷，大概是台风要来了。
泥径陡斜难行，两旁的白楸树上缀满了细小的白花，迎风微动，观之可亲，可惜枝叶扶疏，不能期望它能遮阴。
半天以前，我还不是这副衣衫尽湿、抬脚如有千斤的狼狈模样，而是坐在汇丰总行大厦七楼会客室松软舒适的真皮沙发上，捧一杯咖啡，享受着四面八方涌来的细细的冷气。
彼时，我只须稍稍地挪动目光，便可尽情俯瞰维多利亚港碧波如画的风景，同时等候时任“香港占领地政府”总督矶谷廉介派他的外事官高野信次郎到来。
尽管我再三表明自己不过是施耐德神父的信使，这一趟到香港是暂代他署理圣安德烈堂的事务，并向总督大人转达他亲切的问候——“阿门”——我甚至在胸前画了一个迄今为止个人最标准的十字，高野信次郎还是在反复勘验过我的护照和施耐德神父的亲笔信及印戳之后，极力邀请我“拨冗”到军部参观。
于是我又在半岛酒店的餐厅里，从另一个角度、更近距离地数了一遍维多利亚港波涛起伏间飘摇不定的信号灯，当然也喝了一杯咖啡，这次没有放糖，并要了两份可丽饼，一份加了鲜奶油，一份素的。
在军部的待遇并不比总部更好，他们不仅将我箱子里的衣物、日常用品和书籍来来回回地翻查，好像这项工作永远没有尽头似的，最后还不由分说便将我宝贵的一套理发及剃面工具全数没收。
——理发，剃面，我在仰光训练之余顺便向徐用学的手艺，一朝竟成了被中统相中的才能。
实际上，香港沦陷后，圣安德烈堂便被日本人改作神社用途，我可接续的工作只剩下代替施耐德神父成为青木弘谦的专门理发匠——也即是移动的“忏悔室”，而很显然，日本人暂时还不认可我这个不速之客。
就在高野信次郎示意宪兵将我带去冲凉房，从而检查手、脚的细微位置有无军人常见的茧，以及身体其他处有无子弹和格斗伤痕时，我平静地喝完最后一口咖啡，取过餐巾抹了把嘴，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格开宪兵奉上浴袍和毛巾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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