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宴没有看他。他重新坐回书案后面，拿起笔，低下头，恢复了那种惯常的、不动声色的表情。
“你的院子多年没人住，需要收拾几天，”他说，声音又变回了那种平稳到近乎冷淡的语调，“先在东厢房住着。”
沈鹤洲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
明明把自己的大氅披在了他身上，明明看了他的每一封信并且看了很多遍，明明一直留着他在裴府住过的院子，明明听见他说遇到山匪的时候瞳孔都收缩了——却还要装作一副冷淡的样子，装作一切都无关紧要。
这个人。
这个口是心非的、克制到近乎残忍的、把所有的感情都压在冰层底下的人。
沈鹤洲忽然很想走过去，像小时候那样，拉住他的衣袖，把脸埋进他的掌心里。但他没有。他已经不是六岁的孩子了，他十七岁了，他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有些界限不能越过。
但他也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在他还在江南日复一日地写信和等待的时候，在裴宴把他的每一封信都看了很多遍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悄无声息地变了。
他说不清那是什么。他只是隐约地感觉到，他对裴宴的感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依赖和思念了。那种感情在七年的发酵中，在两千一百里路的跋涉中，在含元殿外两个时辰的跪等中，已经悄悄地、不可逆转地变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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